9月16日,国家文物局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介绍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后城咀石城遗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等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国史前文明化与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中,二里头遗址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多网格式的结构布局,制陶和骨角器加工遗址是二里头遗址手工业考古的重要突破。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出土金覆面。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进一步揭示多网格式结构布局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间,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介绍,2021年以来,考古工作陆续发现了多处城市道路和道路两侧夯土墙,包括宫城北侧道路上的门道、宫城西部围墙,并发现宫城西侧道路夯土墙向北延伸200余米,据此推测已知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遗址北缘中部首次发现较为丰富的制陶遗存,包含了制陶工艺的多个阶段。宫城西南角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表现了骨角器加工的各个环节。制陶和骨角器加工遗址是二里头遗址手工业考古的重要突破。祭祀区以西,发现有大型二里头文化居址,居址院落内出土有铜、玉礼器的高规格墓葬。
赵海涛说,二里头遗址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多网格式结构布局,是探讨早期国家都城制度、手工业与社会经济、礼仪与丧葬制度等问题的重要线索。
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
商代中期遗址中首次发现金覆面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位于郑州商城遗址内城东南部,是一处商代中期白家庄期的高等级贵族墓地。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成富介绍,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残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墓地南北两侧发现两条壕沟,壕沟东西走向,间距约130米。墓葬主要分布于两条壕沟之间的区域,共发现25座,其中3座墓葬出土青铜器,6座疑似为祭祀坑,其余16座推测为陪葬墓。2号墓是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发现等级最高的墓葬,墓内出土各类器物200余件,其中青铜礼器、兵器20件,玉器11件,金器5件,另有贝币123枚、绿松石管珠、镶嵌绿松石的牌饰等,充分彰显了墓主人的高等级贵族身份。其中,出土的金覆面长18.3厘米,宽14.5厘米,重40克,含金量达88%。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这是迄今全国考古发现商代中期遗址中,首次发现金覆面。
据悉,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进一步丰富了商代中期文化的内容,是郑州商城遗址功能演变、历史沿革的重要证据。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多件黄金用品的现象较为罕见,反映了商时期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密切联系。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龙山时代黄河岸畔一座关口城市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地处蔚汾河和黄河交汇处,年代距今4000年至3700年,是山西境内黄河沿岸地区首个确认的龙山时代大型石城聚落。
碧村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历年考古工作初步探明了遗址结构布局,自西向东依次为小玉梁、石门墕、城墙圪垛三处遗址点。小玉梁地点为遗址核心建筑区,石门墕地点初步发现大型墩台与城墙围合的城防设施遗迹,城墙圪垛地点发现了遗址东城墙与城门,城门由东、南、北三个“品”字形布局的大墩台构成,规模宏大。三座墩台之间穿插一些夹墙、夹道、小型墩台等附属设施围合而成,设置内外多重瓮城结构,进出入口设于东墩台南北两侧,西向经过两道瓮城后方可进入城内。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光辉说,碧村遗址是河套地区黄河支流河口处发现的最大规模城址,是蔚汾河流域龙山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遗址。遗址的东城门保存完整、结构严密、形制规整,显示了河套地区石城遗址一类独特的城门形制。同时,碧村遗址控扼黄河两岸的突出战略位置,城址布局呈现出处处设卡、重重把关的多重防御体系,强烈指向其应是龙山时代黄河岸畔的一座关口城市,掌控着西部与中原之间的关键要道,是揭示晋陕高原龙山时代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支点。
内蒙古呼和浩特后城咀石城遗址
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城的三重防御体系
后城咀石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城遗址。
后城咀石城遗址面积约138万平方米,结构布局保存较为完整,由内城、外城、瓮城以及外瓮城组成。2021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重点对瓮城外侧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外环壕、外瓮城等重要遗迹。外瓮城下发现两条地下通道,其中一条由城外经外瓮城城墙、外环壕底部进入外瓮城内部,另一条由外瓮城中部向瓮城延伸与内环壕连接。此外,内城区域经考古勘探发现墓葬、房址、灰坑等大量遗迹,为了解内城结构布局提供了线索。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说,经过系统发掘,基本明确了后城咀石城有着龙山时代最为复杂、完备的三重防御体系,即由外瓮城城墙、马面、台基以及外环壕沟构成的第一道防御体系,由瓮城城墙、瓮城城墙上布置的台基、墩台以及内环壕构成的第二重防御体系,由主城墙、主城门以及在主城门两侧设置两座马面构成的第三重防御体系,是河套地区聚落形态的生动实物例证。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雷兴山说,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文明形态的延续,体现了文化基因的相传,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此次通报的4项重要成果,展现了中国史前文明化与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是5000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国家文物局将持续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推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为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