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由四川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协调组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中华诗歌研究院、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协办的名人大讲堂“杜甫文化季”迎来第三场讲座。讲座开启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约访对杜甫深有专研的名家，谈谈他们心目中的杜甫。本期邀请到的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李敬泽。
李敬泽善于从传统经典、历史深处获取营养，熔铸到当下，锻炼出非凡卓越的鉴赏眼光和写作水准，这使得他的写作，不管是散文还是文学批评，都深有来路和底蕴。比如他2017年出版的散文集《咏而归》，就是他与古人对话的一个结晶。从春秋到明清，从孔孟到笔记小说，李敬泽用活泼的现代语言进行精彩的解读和阐释，带领读者从古人的选择和决断中，感受智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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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先贤经典中，“诗圣”杜甫其人其诗，是李敬泽格外青睐的重点研读对象。在大地上颠沛流离、行走在黎民苍生之间的杜甫，杜诗中体现出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民胞物与”的胸怀，以及杜诗复杂、有力、准确的文学表达，都让李敬泽感佩不已。不管是在演讲中，还是在文章中，李敬泽多次用诗样的语言，表达自己对杜甫的敬佩，堪称是杜甫的“铁粉”。
对于中国文人 四川算是精神上的家乡
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带口由陇右（今甘肃省南部）入蜀，辗转来到成都。公元760年春，在友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公元761年春天，茅屋落成，称“成都草堂”。虽然杜甫只在这里居住近四年，但清幽秀丽的草堂，因杜甫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宝地，吸引着中国乃至全世界后世文人、作家、学者的目光。
对于杜甫与成都、四川的关系，多次来到四川、特别喜欢成都的李敬泽深有感触，“不仅仅在唐代，直到近代、抗战时期，当整个中国都摆不下一张书桌时，四川依然可以提供一片安静的天地。对于中国所有的文人，我认为，四川都可算是精神上的家乡。成都作为伟大的美好的城市，它的了不起在于，从唐代开始就是一个适合艺术家、诗人生存的地方，当然也是一个适合做大事的人生存的地方。不管世道如何，四川都是安顿身心的地方。这是一个城市最宝贵的素质和基因。”
诗到了杜甫手里 开始有了重大转变
从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杜诗有“诗史”之称。何为诗史？为什么说杜甫的诗是历史？李敬泽对此有自己的思考，“在杜甫的诗里，我们能看到他所处的时代，看到他和中国人在安史之乱中的命运，所以说是诗史，这个说法实际上古代的时候就有了，到宋代以后被反复确认。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在中国古代，一般的诗是归在集里，所以当古人说一个人的诗，能够成为史，成为诗史的时候，这是一个极高的荣誉。杜甫确实当得起这个称赞。”
杜甫用诗歌书写、表达自己的时代，于是杜诗成了诗史。这似乎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但李敬泽在此提醒大家，事情并不像我们想得那么简单，“在杜甫生活的那个时代，像杜甫这样写诗是非同寻常的。杜甫所处的时代，正是唐朝由盛转衰时，其他很多大诗人都还在，跟杜甫同样在经历那个时代，但是我们现在翻全唐诗的话，会发现除了杜甫，其他人没有这样深入真切地去表现当时的时代。当时，诗歌就不是用来表达百姓命运和人间疾苦的。诗到了杜甫手里，开始有了重大的转变。他得有多大的力量、多大的创造力、多么宽阔丰富和深沉的心灵，才能摆脱这种诗歌传统的羁绊，才能让他的心向着就在他眼前展开的时代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诗歌史不能没有杜甫。杜诗作为诗史有巨大的开创性。说杜诗是前无古人，也正在于此。杜甫之后到白居易，到中晚唐，黎民苍生在诗人、文人的笔下，都获得了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是了不起的。他的诗史还不是一般的表现时代，而是他在中国文化史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开辟一个新天地的作用。”
诗史不仅关于大历史 首先是个人生命的历史
很多人提到杜甫，似乎总会想到他忧心忡忡、愁苦严肃的样子。杜甫固然有这样的一面，但李敬泽提醒我们，这样的印象肯定是很不全面的，不足以概括杜甫整体形象。“大家对杜甫的印象不要单一、狭窄、刻板化，其实杜诗里的杜甫是非常生动、丰富、多样化的。他会在诗里写思念妻子，写自己和朋友相处的细节，写如何谋生，如何为生计所苦，如何采药，如何种地，如何感受四季的变化等。他几乎通过他的诗，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而且他还这么真诚，他从来不写那种自恋的诗，不是只把好看的写给你。他还把自己的贫困、困顿、疾病、衰老、脆弱、潦倒、狼狈、卑微，包括自己的矛盾，都不避讳地写出来。他就是要把人世上的百转千回、酸甜苦辣的这份感觉在诗中都写出来。从文学史上来看，此前没有诗人这么做，没有人像他这样把自己全部的生命放进去。”
说杜甫的诗是诗史，反映了他的时代。大量的历史和时代是怎么被杜甫写进诗歌里的呢？“是这个诗人把自己的生命，这一生的遭际写到诗里，我们从遭际中看到他所处的时代，所以他的诗史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大历史的诗，首先是个人生命的历史。”李敬泽说。
杜甫的创作成就 已成为文学标准的一部分
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李白、杜甫、苏轼经常会被放在一起述说。李敬泽认为“这三个人和他们的作品，在我们民族的理想人格形成中，起到重大的构筑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民族中的每个人，感受自己和人生的方式，都深受他们影响，甚至可以说，被他们深深塑造。因为他们的表达和感受，太真切、太有力、太精妙，以至于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他们其实是用作品讲述了我们的内心故事。王安石曾说，天下好言语都被杜甫道尽，本来这个地方他要写诗，要发言，结果发现杜甫都写过了，还写得那么好，自己就不好再写了。”
杜甫在《望岳》中写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李敬泽解读看来，这是年轻的杜甫，对他之后漫长的人生做了不自觉的提前预告：“他将是凌驾群山的诗人，是最伟大的诗人。”
曾把杜甫一千多首诗全部翻译成英文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曾提出一个观点——在中国的诗歌传统中，杜甫的文学成就、创作成就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杜甫就是标准。李敬泽对此非常认同，“我认为他说得非常对。因为确实是自杜甫之后，所有的中国诗人都不得不在杜甫那里，以杜甫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看看自己离杜甫有多近，看看自己离杜甫有多远。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是一座山，所以对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来说，我们可能常犯的一个毛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在此山中，有些事情看不太清楚。对于杜甫的认识也是这样。”
